义乌2千人棚户区被强拆后部分打工者与坟墓同住

zhao599 · 发表于 2011 年 6 月 7 日 1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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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前的中国最大棚户区。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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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走出义乌宗塘已被拆光的棚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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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河南的丁大爷彻夜难眠，凌晨两点起来清理自家的物品。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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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多岁的爷爷陈最美跟老伴带着6岁患脑瘫的孙子陈佳在义乌靠捡破烂、扫马路为生，棚户被拆迁了，他们不知道能去哪住？
　　特区建起了，窝棚被拆了，芸芸打工族，何处是家园？
　　■特派记者汪再兴发自浙江义乌特约摄影吴柯
　　今年5月，浙江省义乌市开始大规模清理城市边缘的棚户区。此前，这座被誉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的城市已经拥有了外来人口143.3万，比现有户籍人口多上一倍，部分外来打工者就住在这些租金低廉的棚户区中。
　　据当地媒体报道，其中一处被强拆掉的棚户区被人叫做中国最大棚户区，这场拆迁让居住在这片棚户区中的两千人离开。
　　5月29日下午，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当地一官员承认，经过此次大规模清理，义乌的棚户区历史基本宣告结束，因为“脏乱差不符合这个新兴特区的发展”。
　　此前，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这意味着义乌这个地处浙江中部的县级市一跃成为中国第十个经济特区。
　　强拆窝棚后，大多数外地者选择返乡，部分打工者为继续在特区生存选择了进深山跟坟墓同住。
　　他们中的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作为打工者，何处是家园？
　　强拆后的废墟对岸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商贸城
　　在2011年5月9日以前，如果你用谷歌卫星地图去定位浙江省义乌市一个叫宗塘的小村庄。你会在地图上看见，一排排新建的城市小区开始跟周围山林犬牙交错，黑色的屋顶，绿色的山林。
　　在这条鲜明对立的交界线上，有无数个灰蓝色的小点散落其中，这些小点顺着浙江中部崎岖的山势最终被收拢到一块宽阔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这条灰色地带被浙江一家媒体叫做中国最大棚户区，大约700亩。
　　在记者手机的卫星地图上，36岁的河南农民工戴云森第一次以万米高空的角度去俯看他的家，一个用毛竹搭起的窝棚，这条灰色地带上的任意一个小点都可能是他窝棚的屋顶。
　　此前的十年，因为违建，这片棚户区几次被城市行政者拆掉，但拆完后住客总是又很快回流。
　　十年拆和建，它就这样折腾地活了下来，两千多打工者用雨布、毛竹、木板、编织袋搭建出自己简易的家。
　　不过，最终它还是死了，死于十年后的这场强拆。
　　今年5月9日的强拆被这里的住客形容成“毁灭性的”。那天，大火和挖掘机将这块地面上的附属物全数杀尽，无人的棚户区四周到处是拆掉的塑料帆布和人们丢弃的生活用品，一些棉质的旧衣遇火就着，嗖地一声化为股股黑烟，这些乌黑的浓烟顺着东风向对岸的义乌国际商贸城飘去，那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商贸城。
　　在打工者戴云森的眼中，那个地方汇集了数以万计的生意人和浙江超过三分之一的现金流，那里和这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如果陈佳能说话，他会怎么说那天的火呢？
　　如果6岁的陈佳会说话，他会怎么对我说那场把他“家”烧掉的大火呢？
　　5月9日的傍晚，火烧棚户。陈佳住的窝棚被义乌市江东行政执法大队拆掉，他被爷爷陈最美抱起放在从家中拖出来的席梦思上，他看着垮掉的窝棚被人用火点燃，大火和浓烟的画面一屏一屏地打在孩子那双黑色的眼瞳上。
　　陈佳生在河南永城，那是一个坐落在平原上的城市，几个月后他被当地卫生所查出脑瘫，如今这种病把这个孩子的体重折磨得只剩25斤，四肢萎缩，无法伸直。
　　陈佳的父母是永城的农民，他们习惯到位于永城北边的焦作市去打工，那里最著名的就是煤矿，但就算当一个矿工也需要找关系，作为外地人，他们没份。陈最美说，他儿子在焦作是干泥水匠的，给人造大屋，儿媳妇没有工作。
　　因为没钱给陈佳治病，前年，他的父母在绝望中选择去生第二胎，那一年，陈佳多了个弟弟，去年又因为父母避孕的一次意外，陈佳又多了个妹妹。陈最美说，一下子要供养3个孩子让陈佳的爸爸选择放弃陈佳。
　　一天晚上，陈佳爸爸对陈最美说，“我实在养不动这个孩子了，随他去吧，如果你想要你的孙子活，你就帮我带走他吧。”
　　陈最美舍不得自己的大孙子就这样被丢掉，“丢了，这个孩子就活不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在今年大年三十，66岁的陈最美和妻子胡继云背着陈佳从河南到义乌来讨生活，因为干不来其它，陈最美就在这个棚户区边上的宗塘村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
　　“你知道吗？我的家乡都是一望无尽的土地，你见过北方的那种平原么？一望无尽。”陈最美反复说自己出来讨生活的理由，“如今化肥贵得，种地都亏本，要是家乡能养活人，我为什么来这里受这个罪。”
　　那天夕阳落山的时候，陈佳坐在陈最美给他准备的一张轮椅上抽搐，两只手不停地伸向天空，似乎想抓下那个快落山的太阳。
　　连续被拆了两个家，这是他建的第三个
　　拆迁过后，棚户区边上的宗塘村护村队开始派人看守这片清理出来的区域，严禁此前那些人再回来搭窝棚住，“严防死守，以免死灰复燃”。
　　为躲避护村队，陈最美跑到棚户区边缘搭了第二个家，结果还是被护村队的人发现拆掉。
　　因为自己的家连续被烧了，陈最美就跑去找自己的老板要工钱，“我不想干了，给了钱我就回老家。”老板说，“现在没钱，下个月你干完，我一起发。”
　　陈最美说，“老板不给钱，我猜是怕我们跑，现在义乌没人愿意干清洁这个活。”
　　这几天，陈最美一要不来钱，他的老婆胡继云就要骂他，“你要‘硬’一些嘛，老板又要我们干活，又不给我们地方住，天底下哪有这么欺负人。”
　　这个时候，陈最美喜欢背对着老婆蹲下来，一声不吭地给自己点上一根烟。
　　每个月陈最美做清洁工都有1000元工资，这点钱还要扣除清洁车的维修费30元，其实只有970元。“根本不够我在周边的村庄找一间房子住，何况他们也不会租给我们这些搞清洁的，嫌我们脏。”
　　5月20日的正午，温度30摄氏度，陈最美推着轮椅上的陈佳朝棚户区的边缘走去，那是他第三次搭起的窝棚，这个窝棚藏在长长的蒿草之中，十分隐蔽。“工资拿到，我就走，先在他们(护村队)看不见的地方住几天。”
　　那几天，陈佳开始发烧，拉稀，一直昏迷。他的轮椅上插着一把巨大的蓝伞，巨伞是陈最美搞清洁时捡来的，他花了好大的劲才把巨伞绑在轮椅上，给陈佳避暑。
　　傍晚，陈最美佝偻着背一个人缓缓地推着陈佳到村里的卫生室去看病，现在陈佳每天都要打100元的吊针。4天过去了，陈最美每天光给陈佳看病都要花掉100元，他说，自己的钱已经剩下不多了。
　　在夕阳下，这片700亩的棚户区显得极其开阔，陈最美推着这辆轮椅从东头移动到西头要足足半个小时。在多数的时候，陈佳都太虚弱了，已经没法坐直身体，从侧面望去，无尽的空地上好像有一只无人的轮椅在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着。
　　“此田招租”的牌子像墓碑一样，从村道的这一头插到山边去
　　5月26日，那场强拆过去了十多天，原来这个棚户区住的两千居民，除了陈最美就只剩张红红一家了。城里的行政者对张红红说：“5月29日是最后期限，那天你必须搬走，这里要清场。”
　　当天晚上，和8年前张红红初到这里一样，这片700亩的棚户区又剩下了两户人，一户住在最东头，一户住在最西头。她说，当年人少是因为这里还没人来。
　　张红红来义乌10年了，在这里结婚生子，8年前，她搬到这片棚户区来生活。“当年要在这块地上谋个住所很简单，一条不宽的村道从村里连接到山边，四周都是田，田里也不种地，村民随意将一块木牌插在村道边，牌子歪歪扭扭地写上‘此田招租’，一年80元，写上手机号，你自己联系就是了。”
　　便宜的价格将城市边缘的打工者吸引过来。
　　招租的鼎盛时期，这个村道两边的田地全插着招租小牌牌，十分壮观。张红红说，像坟地的牌子一样，密密麻麻地从村道的这一头一直插到山边去。
　　8年过去，这片棚户区也从最开始的两户发展到拆迁前的两千人，窝棚的租金也从一年一块田的80元涨到了一年200元。
　　熟悉这块棚区户历史的张红红说，之前这片棚户区边上的宗塘村是做豆腐的，家家户户都做豆腐，人们叫它豆腐村，当年的房子都是土房子，哪里有你今天看到的都是新房子。
　　“现在这里的人也不如以前(勤劳)，你白天到村子里去看，很多年纪轻轻的人在老人活动中心打牌。”不过，张红红说完又说，“他们本地人一年一栋房子靠出租都赚个十几万，哪里还需要干活。”
　　11岁女孩看着倒塌的家问母亲“我们还回来吗？”
　　打工赚不了钱，如果去租房更剩不下钱
　　那天晚上，张红红和9岁的儿子睡在窝棚里，一圈快要燃尽的蚊香再也挡不住虎视眈眈的蚊群。
　　离清场还剩3天，尽管最后期限没到，但张红红搭起的窝棚又在她出去打工的时候被护村队的人给拆掉了，“这几天都是这样，他们白天拆，我晚上就建起来。”
　　就算是这样，张红红说，她不想回老家。“安徽老家的房子都塌掉了，又没土地，我回去能做什么呢？，这里我已经很熟悉了，我想留下来看看还做些啥？”
　　在这片棚户区，她读过高职，邻居都喊她“大学生”，在刚来义乌的时候，她还做过文秘，后来因为丈夫和孩子，她才慢慢丢掉了工作。
　　说完这个女人开始抱怨自己的丈夫，“他就知道喝酒打牌，耍酒疯，还知道打老婆。”张红红说，之前给自己的丈夫到安徽的淮南煤矿谋了份工作，他不好好干又跑了回来，还浪费了家里两三万元找关系。
　　有几次，张红红跑到义乌市法院要离婚，工作人员问你有结婚证么？张红红红着眼说，“吵架的时候被男人撕掉了。”工作人员对她说，“那补了再来。”
　　在她的诉说中，你能听出，她打工赚不了钱，如果去租房更剩不下钱。
　　明年，她的女儿也要从老家安徽到义乌读书。
　　“老家的学校没有五年级，我想她过来接受下好的教育，虽然这里的教育也不好，我们这些人的孩子只能读打工子弟学校。”
　　“29号清场，你怎么办？”我问。
　　张红红说，“我走不掉，我儿子要读书，这学期还剩下最后一个月，我房子也找不到，大不了他们白天拆，晚上我继续搭好了。”
　　晚上9时，张红红的丈夫骑着一辆摩托终于回来了，一身酒气，看见陌生人跟张红红说话，他大叫，“你们干什么的？”自言自语地骂了一阵后，他掀起了铺盖钻进了窝棚，睡觉。
　　没过多久，住窝棚的两个人开始吵架，丈夫对张红红动了手。周围的一个老乡说，“我们都习惯了，知道什么叫穷吵吗？因为穷，所以吵。”
　　一个陌生人朝家里喊一声，“马上搬，这里也要拆掉”
　　“那个最大棚户区被拆了，你去看了没？”
　　“当时我就在现场的，那个烟大的，我在市区都能看得见。”
　　在距最大棚户区不远的另一个棚户区内，一个骑摩托车的打工者边给同伴点烟边说。
　　两个人说得很带劲，一旁的湖南人萧月红听了很发慌。
　　她就住在这个棚户区里，这里挤了一千多外地人，和被拆掉的宗塘棚户区不同，这里的地势不够开阔，几百个窝棚都搭在密林之中。
　　那天的晚上，39岁的湖南妇女萧月红在窝棚里做菜，一个陌生人在门口喊了一声，“你们收拾下，马上搬，这里马上也要拆掉。”
　　来人被萧月红认出是宗塘村护村队的人。
　　要拆窝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这个棚户区。
　　当天晚上，萧月红的丈夫望次文又一次爬上了窝棚顶，他开始拆屋顶，上一次他亲手拆家还是在2008年萧月红怀儿子的时候。他感觉，这次强拆跟以往的几次还是不一样，没有侥幸。
　　11岁的女儿美艳看见爸爸爬到了屋顶，她有点害怕，坐在板凳上的她对母亲萧月红说，“爸爸又爬到屋顶上去了，他不怕挖挖车么？”女孩把挖掘机叫做挖挖车。
　　美艳记得，2008年的那次拆迁，拆迁队还不等她父亲从房顶上下来，挖掘机就直接开了上去。“还好跳得及时，才没出大事。”望次文说。
　　等到晚饭的时候，这家人的头顶已经没了房顶，他们在露天的夜空下吃饭，11岁的女儿美艳很喜欢这种感觉，不好好吃饭的她总喜欢吃一口菜再看一下天空的月亮，透过间隔的房梁，她看见一轮月亮又大又圆。
　　夜深了，在萧家门口，几个年轻人骑着板车打着电筒摇摇晃晃地往村子赶，板车上装着家中最值钱的物件。“万一明天拆，我们去打工又不在家，被人烧了怎么办？先放在村子熟人那里寄存着。”
　　那天晚上，住在这个棚户区里的每个人都很恐慌，他们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来拆，拆了之后我们去哪里住？”
　　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用油纸一裹丢进了树林
　　知道家要被拆的那天晚上，萧家的晚饭准备得很简单，3样菜，白菜、咸菜、花生米，白粥放得有点久都有点馊味了，吃不下的萧月红喊女儿美艳去打个鸡蛋重新煮一下。
　　女儿热饭的时候，这对夫妇开始讨论房子被拆后的出路。
　　“你说咋办？明天我们去找房子吧？”萧月红对丈夫望次文说。
　　望次文想了想说，“那好，我明天去请个假，最近老板催的我很紧，动不动说要罚工资。”
　　第二天凌晨4时，天没亮，望次文就起床找房子，他猫腰钻出窝棚。出门前，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用油纸一裹就丢进了旁边的小树林。“我老婆右腿有些残疾，如果拆迁队早上来烧家，残疾的老婆根本来不及搬家里的东西，还是藏在小树林安全些。”
　　那一整个白天，棚户区里的多数人都在家里坐等拆迁，他们怕家里的东西被拆迁队的人拿去烧掉。
　　等的时候，萧月红突然开始有点期盼那些拆房子的人早点来，她说“等待是件痛苦的事情，也许那一天(窝棚被拆)真正到来反而不显得那么痛苦了”。
　　“什么时间来拆也说一声嘛，大家还要不要干活了，每天都在这里看家。”人群中一个叫卢月的女工大声喊了起来。
　　那天，卢月的丈夫为了等拆迁也不去上班了，他一个人躺在拆得只剩骨架的窝棚里睡觉。卢月很生气，她冲上去给了她男人一脚“快点起来去找房子”。
　　躺在地上的男人不耐烦地应了一声，“找不到。”卢月只好又出去和几个女伴蹲在地上讨论，“谁去找房子。”大家讨论的结果是，一起去找。
　　当天晚上，回家的望次文对萧月红说，“今天又没找到房子，还有我老板说我再停工一次，就不用去上工了。”晚上，两夫妇一直没说话，望次文边看电视，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第三天晚上，一个老乡终于帮望次文找到了一个房子，一室一厅一年6500元并替他交了100元租金。
　　一晚过后，等望次文再兴冲冲地跑去问房东，房东说，“钱涨了，6800元一年，你爱租不租，有人租呢。”
　　一晚涨300元，烧棚子的那些天，周边村庄的房租都在疯涨。
　　女人们边平静地缠发箍，边等着拆迁来
　　没过几天，萧月红所在棚户区的拆迁时间也被定了下来，一纸拆迁通告被贴在一根孤零零的窝棚立柱上，通告上说，5月29日她们必须搬走。
　　听到这个消息，萧月红突然感到很高兴，“心落定了，不怕有人突然来拆了。”
　　那天午后，她一个人坐在四面拆得只剩骨架的窝棚里安心地做着发箍组装，老板给原材料，她负责装。
　　几秒钟，经过她那双肥大的双手上下翻飞后，一条五彩丝带迅速地被缠绕到黑色发箍的模子上，她完成的只是发箍制作的其中一个环节。
　　萧月红说，自己的腰不好，不能一直坐着，一天只能做三四百个，一个七分钱，也就赚个30多块。“做多了，眼睛受不了，腰疼。”
　　那一整天，这片窝棚区的女人们边平静地缠发箍，边等待拆迁来临，时光就在指尖和丝带的缠绕中慢慢流走。
　　晚上，上千个做好的发箍被老板收集起来，运到棚户对岸那个号称世界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上去卖，这支萧月红只赚7分钱的发箍在那里被卖到20元甚至更高。
　　义乌摄影师金石从2007年就开始拍摄义乌窝棚题材，4年中，他拍摄了窝棚里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萧月红这样的女工。他说，这些女工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细胞支撑，没有她们，哪里有这座城市商业的繁荣。
　　行道砖的颜色也是她喜欢的，红的，绿的，还有蓝的
　　2008年，摄影师金石在自己拍的一张窝棚照片下写了一段很诗意的注释，“对窝棚的住客而言，一切都是灰色的，灰色的房子，灰色的饮食，灰色的环境、灰色的童年，连天也是灰色的，他们沿着灰色的轨迹过着灰色的生活。”
　　但女工萧月红却不这么想，她喜欢彩色，生活中只要有可能，她都拒绝灰色。例如她住的窝棚地板是用五颜六色的行道砖铺成的。她说，这些行道砖都是她自己在马路边上捡的，刚好拿回来铺地板，雨天还能防滑。
　　行道砖的颜色也是她喜欢的，红的，绿的，还有蓝色的，天晴的时候，这是这个窝棚里最鲜艳的颜色。
　　那天白天，萧月红的女儿美艳在家里跳绳，正做着女红的她有点不高兴扭头就说：“美艳，不要跳了，家里的地板都被你跳脏了。”
　　萧月红觉得，外出打工，虽然住的是窝棚，但至少要像个家。
　　搭在坟墓旁的窝棚都被人找出来烧掉
　　更多被拆掉窝棚的人开始朝深山中走去，一天中午，清洁工侯贺霞看见，一些人拉着板车开始往山头上走，“他们不是要到墓地去住吧？”
　　山头那边是整片的墓群。
　　一天午后，村里几个女人闲聊，侯贺霞指着远处的山说，“他们就住在那，那里有个鱼塘，鱼塘转过去就是一个白色的骨灰堂。”
　　“你别吓我，那里都是坟，很多鬼的。”胆子小的女人吓得叫出声。“看你怕的，那些人直接搭在坟头上住，都不怕。”侯贺霞说。
　　又过了几天，来了新消息，这些人也被护村队找了出来，窝棚也被拆掉了。
　　“你知道么，他们用卫星定位，一个护村队的人还给我说‘只要人不在房间，你躲在山里也会被找出来’”女人们中又开始流传着高科技找窝棚的传言。
　　“我就睡在布袋里面，布袋一摇一摇的，我就梦见了家”
　　5月31日下午，义乌统一拆迁最后几个棚户区。
　　负责拆迁棚户区工作的义乌市江东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俊庆对新快报记者说，截止到5月31日，义乌棚户区的拆迁基本结束，窝棚基本消失。
　　那天，萧月红的女儿美艳躲在母亲身后愣愣地看着窝棚倒掉，美艳问萧月红：“那我们还回来吗？”
　　萧月红也没想好，她等待着丈夫回家作最后的决定。
　　5年前，女孩美艳6岁，她刚刚来到这片窝棚里，她喜欢一个人跑进树林里去玩，在两棵树中间绑上布袋，“我就睡在布袋里面，那个布袋一摇一摇的，我就梦见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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